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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宋诗选注?王安石_人文频道_东方资讯

发布日期:2020-08-06 05:22   来源:未知   阅读:

文 / 钱锺书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临川人,有《临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例如先后注释他诗集的两个人就是很不赞成他的人①。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馀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而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②。

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中国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发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里已经不很满意诗歌“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钟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假”“经史”“故实”,换句话说,反对把当时骈文里“事对”、“事类”的方法应用到诗歌里去③;唐代的韩愈无意中为这种作诗方法立下了一个简明的公式:“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④。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幂。第一,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傍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斋所谓“不可无诗”的。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为皇帝做诗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汉武帝的轶事,为菊花做诗免不了扯进陶潜、司空图的名句。第二,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骂槐或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个不休。当然,碰到紧急关头,这种烟幂未必有多少用处。统治者要兴文字狱的时候,总会根据无火不会冒烟的常识,向诗人追究到底,例如在“乌台诗案”里,法官逼得苏轼把“引证经传”的字句交代出来。除掉这两个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死人”或“牵绊死尸”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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